我的父亲从来不想让我成为警察，尤其是一名芝加哥警察。我父亲经常把这城里的警察说成是“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人”他以前曾是一名工会会员，被那些警察们殴打过，还被关进了监狱，因而他一直非常憎恶芝加哥的政客们。无论是管辖一个区的小政客，还是大到管辖芝加哥市的大比尔汤普森，在父亲看来他们全是一丘之貉。而汤普森与其说是城市的“缔造者”还不如说是一只“醉猫”更为恰当。

如果我肯脱离警察局，这一定是最能让父亲开心的事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这件事一直像一堵巨墙横立在我们父子之间。我的警察生涯也许是他殒命的主要原因，不过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也心中无数。在他自杀的那天晚上，他甚至连一张便条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用我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家族——黑勒一脉来自于德国东部的黑垒地区，我们的家族姓氏也是由此而来的。十九世纪初期，所有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强令放弃他们以前的姓氏，改换成由地名或职业而来的姓氏。如果我不姓黑勒的话，那么今天我很可能就姓泰勒了社会的孤立的封闭体系，个人与他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冲突，因为我的曾祖父——杰克普黑勒，曾做过裁缝。

那是一段艰难时日。为了修建铁路和发展工业，传统的家庭作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机器的使用给社会带来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无论是从前以织布为生的年轻人，还是靠牛车运输养家的壮劳力，生活都难以为继。失业率飞涨，同时农业的欠收使得粮食的价格翻了一番。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了美国。我的曾祖父坚守着他的生意，尽管他的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过好在他还与黑垒那些富裕的犹太人——高利贷者、银行家、企业家有固定的生意联系。一九四八年，整个黑垒地区卷入到政治性的狂潮之中，我的曾祖父只能冷眼旁观事态的发展，因为他根本不能卷到这场风暴中去，那些上层社会的主顾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呀。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辗转到了曾祖父的手上，他的弟弟阿尔伯特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那场反抗迈特内克的叛乱中被杀死了，他把他的全部财产交由维也纳犹太改革派的拉比孔恩暂时保管。考虑到当时动乱的局势，曾祖父决定亲自去维也纳取回他弟弟留下的遗产。在维也纳，他在拉比孔恩家里住了几天，并深深喜欢上了拉比一家人。博学的拉比和他友善的家人使曾祖父自愿留在了那里，然而，后来拉比一家却被极端的正统宗教主义者给毒死了，曾祖父只好重返黑垒。

所有这些给曾祖父以沉重的打击：政治的恩怨是非使他的弟弟死于非命；在维也纳，他又亲眼目睹了犹太人自相残杀的惨象。他一直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生意人，政治上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更倾向于改革派。可是在拉比一家惨死之后，他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了一名叛教者，犹太教也从此从我们家中销声匿迹了。

离开黑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继续生活在那里日子会更加艰难。一八四八年以后，秘密警察的触角无所不至，这使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犹太教的正统极端分子们对曾祖父的叛教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向他的那些有钱主顾们散布说，曾祖父的弟弟是个激进主义者。于是那些有钱人就不再光顾曾祖父的裁缝店了。一般性的小生意又很难维持家用。最终，曾祖父决定举家迁往纽约，那时候我的祖父哈兰姆只有三岁。一八五年，曾祖父一家四口移居美国。

祖父哈兰姆少年时就在家中的裁缝店里帮忙。这本可以成为他以后发家的，可是哈兰姆并没有这样一直干下去。在祖父十三岁那年，他参加了联邦军。像当时许多年轻犹太人一样，祖父希望能以自己的这一举动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当时犹太人被普遍看成是一个食利阶层，为了修正这一对犹太人不公正的看法，祖父英勇作战，结果在葛特斯堡一役中双腿中弹。

他又返回了纽约。在他离家期间，他的父亲长期被疾病折磨，最终死在医院里，他的母亲也在十年前死去了。当时，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正在为家产闹得不亦乐乎，最后安娜姑妈带着大部分的家产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纽约，此后一直杳无音信。祖父的两个兄弟，杰克比和本杰明一直生活在纽约，但行同陌路，他们也很少探望祖父——一个孤苦的破子。好在祖父后来，在服装区中一家以残酷压榨工人而闻名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才没被饿死。

一八九一年，祖父娶了诺米里维特兹为妻，祖母也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我的父亲，马哈隆，出生于一八七五年。两年之后，我的叔叔路易降生了。在一八八四年，祖父因积劳成疾无法再胜任工厂里的非人生活，不得不回家照顾两个孩子，而祖母继续为一家人的生计卖命。又过了两年，一场大火吞噬了祖父一家租住的公寓楼，很多人葬身火海。祖母把父亲和叔叔安全地救出来以后，她又返身去寻找祖父，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有出来。

父亲的安娜姑妈——自称是拿了她那份应得的财产——在离家多年以后又和家里其他人重新取得了联系，让他们知道她现在的“风光